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试图统一货币。其办法是废除战国时混乱的币制，规定货币分为两等：黄金称上币，重一缢(二十两)；铜钱为下币，重半两(十二铢)，重如其文。但在一般民众中多用铜钱，所以铜钱成了通用的货币。
汉朝建立后又改革币制，上币黄金重一斤(十六两)，又认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民间铸的这种铜钱称为荚钱或榆荚钱。榆荚钱按规定重三铢，后来越铸越轻，有的甚而实重不过一铢(24铢为一两)。因为钱的方孔大，圆周像四片榆荚，薄而小，故称之为“荚钱”或“榆荚钱”。钱铸得越轻价值就越小，对铸钱者越有利。
货币减重，再加上当时物资匮乏，商人囤积居奇，导致物价暴涨，“米每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因币轻难用，所以高后二年(前186)，“行八铢钱”，因八铢钱太重，铸造货币用铜太多，又禁止私人铸钱。因此，从财政需要出发，高后又为货币减重，高后六年(前182)“行五分钱”，即半两十二铢的五分之一，重2.4铢。民众也称为荚钱，虽禁止民间盗铸，实际依然如故。
文帝五年(前175)，因为荚钱太多、重量又轻，价值小，为方便使用，又改革币制，铸四铢钱，币文为半两，实际重量为半两(十二铢)的三分之一，所以又称三分钱。文帝又“除盗铸令，使民放铸”。
贾谊在谏词中指出，让私人铸钱，祸害太多，祸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犯罪的人太多，法律规定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等作伪者，犯颗罪，然而不夹杂者就无利可图，夹杂铅铁之类虽少，但“利甚厚”，所以犯罪的人越来越多，禁止不了；二是各郡国铸的钱轻重不一，彼此换算麻烦，有的地方对太轻或太重的钱不予接受；三是社会发生了弃农而去采铜铸钱的现象，即所谓：“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多)，释其来耨，冶熔炊炭，奸钱多，五谷不为多。”因此，贾谊要求政府把铜收归国有，禁私人铸钱。文帝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国家允许私铸、开放铸钱，为分裂割据势力和某些官僚提供了可乘之机。文帝开放铸钱，吴王濞就在铜山中铸钱，壮大了经济势力，富等天子，最后发动了叛乱。邓通是个佞臣，由于文帝把蜀郡严道(今四川荥经县)铜山赐给他铸钱，发了大财，财过王者。国家开放铸币权，获利最大的是他们。
由于国家放弃垄断铸币权，危害甚大。这种情况急需改变，景帝即位后，以“盗出微(边境)外铸钱”罪抄没邓通全部家产，又平定吴王等的叛乱，消灭了两个铸钱大户。景帝中六年(前144)“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即私铸钱和伪造黄金判死刑，禁止采黄金、珠玉作货币使用，景帝后三年(前141)诏：
“吏若征发民众采黄金珠玉就如同雇佣工采黄金珠玉一样，坐臧(赃)为盗，二千石(郡守)听者，与同罪。”
这说明景帝试图通过严厉打击制止货币制造方面存在混乱现象。
汉武帝不惜6次改革，执意推行五铢钱
武帝即位后，承汉初继续进行币制改革，一共进行了六次。
1、建元年间的两次改革：
建元（公元前140年）年间有两次币制改革。第一次发生在建元元年。《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行三铢钱”。师古曰：“新坏四铢钱，造此钱也，重如其文。”
第二次是建元五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师古曰：“又新铸作也。”《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后人认为所谓三分钱即半两十二铢的三分之一重，故称三分钱，实际是重四铢。文帝时所发行的四铢钱，其文半两。所以，这次武帝的“行半两钱”(一两为二十四铢)，实际是恢复文帝时四铢钱。
《史记·平准书》说：“今半两钱法重四铢”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次改革由于盗铸的缘故又未成功，盗铸的办法是铸重量轻的钱或磨取四铢铢钱的铜屑再用而铸新钱，这样就发生了“钱益轻薄而物贵”，“远方用币烦费不省”，所以，不能不进行新的币制改革。
2、元狩四年的第三次改革：
元狩四年(前119)，在卫青、霍去病分道北击匈奴，又迁关东贫民于关以西七十余万口之时，财政严重困难，汉武帝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1)发行新币“白金三品”：所谓“白金三品”是以银与锡白色合金铸造的三种货币：一种是龙文币，重八两，圆形，名“白选”，值三千钱；第二种是马文币，重六两，方形，值五百钱；第三种是龟文币，重四两，狭长形，值三百钱。据吴慧先生计算此时银一两值三铢钱四十二文。
而政府却规定，白金龙文币、重八两，值三千钱；马文币、重六两，值五百；龟文币、重四两，值三百钱。这些都大大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盗铸白金币，自然会获厚利。所以发生了《史记·平准书》所说的“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史记·酷吏列传》也说，当时“民为奸，京师尤甚”。发行“白金三品”的目的本来是为“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汉武帝不惜6次改革，执意推行五铢钱
在“吏民”如此“盗铸”的情况下，这一目的自然无法达到。后来政府稍为降低了白金币的作价，民众并不重视、使用，政府以法令强制无用。所以又过了一年多，到元鼎二年终于废除了。
(2)发行白鹿皮币：以一尺见方的白鹿皮作皮币，价值四十万。
王侯宗室朝见天子聘享献礼时，要用皮币垫着所献的币才能行通。
造了皮币后，武帝与张汤问大农颜异，异回答说：“现在王侯朝贺用的是苍譬，价值数千，而垫着它的皮币反而要四十万，璧是主要礼物，皮币是陪衬，这不是本末不相称吗?”颜异后因此被张汤判处死刑。然而，皮币价格之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后来也被废除。
(3)“销半两钱(四铢钱)，更铸三铢钱，文重其文”。这时之所以要销熔半两(四铢钱)，更铸三铢钱，是因四铢钱已被磨损减重近于三铢，所以不如更铸三铢，以求一律。至于钱上所刻铸“半两”二字已无意义，不如取消。更铸的三铢钱，就把三铢二字也刻铸在钱上面，名实相符，重如其文。
更铸三铢钱的另一目的是为了让它和标价高的白金币共同流通，彼此相补。虽然如此，三铢钱仍然出了问题，问题出在盗铸者为三铢钱减重，或盗铸时杂以铅锡，或销熔旧“四铢钱”铸比三铢钱轻的三铢钱。在这种情况下，法定的三铢钱维持不下去了。所以，有关机构陈言：“三铢钱轻，易奸诈”，需要进一步改革币制。
3、元狩五年的第四次改革：
元狩五年(前118)，“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这是第四次改革，其特点是铸钱技术有了显著改进，就是以往铸钱只一面有文，背面无文，可磨取无文的背面铜屑铸钱。这次规定背面再加铸一道边，使人无法磨取铜屑，再熔铸新币。这是防止盗铸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措施。虽然如此，但因这次铸钱是令各郡国铸，郡国官吏多铸奸钱，钱轻，所以又出了问题。
从造白金币和五铢钱以后五年中，赦免官吏和民人因盗铸金钱被判处死刑的几十万人；那些没有被发觉因争利互相攻杀的，无法计算；因自首而被赦免的又有百余万人。然而自首的人还不到盗铸金、钱人数的一半；天下有许多人都在盗铸金、钱。犯法的人太多了，官吏无法尽诛，于是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路巡行郡国，检举、弹劾郡国守、相中兼并土地的非法谋利之徒。
汉武帝不惜6次改革，执意推行五铢钱
4、元鼎元年的第五次改革：
元鼎元年(前116)，武帝进行了第五次币制改革。《史记·平准书》云：“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在这种情况下，公卿请下令，“京城铸造钟官所铸的‘赤侧(边)钱"，一个‘赤侧(边)钱"等于五个旧铜钱，交纳赋税和官用的非用‘赤侧钱"不行”。赤侧钱发行后，白金币价格减贱，过了一年多，白金币废不行。过了两年，“赤侧钱”贬值，想了种种办法使用，还是不便，就被废除了。
5、元鼎四年的第六次改革：
元鼎四年(前113)又进行第六次改革，这次在废“赤侧钱”的同时“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武帝在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其属官有均输、钟官、辨铜三令。
武帝在这次币制改革时主要采取了二个措施：
一是完全禁止地方郡、国铸钱，专令上林苑三官铸钱，三官一般认为就是均输、钟官、辨铜三令。这说明铸币权完全收归了中央或皇帝。二是下令天下非三官钱不能流通，地方郡国以前所铸货币全部作废销熔，其铜转归上林三官。
这样，国家就完全控制了货币的铸造权。由于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成色好、分量足，又难于磨取铜屑，私人盗铸这种钱不合算。所以出现了《史记·平准书》所说的“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这是说基本上制止了盗铸现象。
汉武帝时期反复进行币制改革，最后终于解决了汉初币制遗留下来的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发行成色好、重量适中、难于盗铸的五铢钱，使币制稳定。不仅后来汉代沿用五铢钱，而且历魏晋南北朝仍在不断地铸造和使用五铢钱。
五铢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