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兵败的真相是什么?

石达开是在四川大渡河兵败的啊，原因是因为战术出错

1857年(清咸丰七年)6月至1863年(清同治二年)6月，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天京(今南京)出走后独立征战南方诸省的战事。

1857年6月，在京辅政的石达开因受排挤猜忌，被迫出走，率部属数万赴安庆，并拒绝了天王洪秀全及合朝文武要其回朝辅政的挽留。l0月初，率部离安庆进江西，在景德镇招集旧部，开始独立与清军作战。继占赣东数县后，石达开军于11月底抵达抚州(今临川市)。12月率军西援临江(今樟树市西南)、吉安，均受挫，1858年1月退回抚州。2月26日，率军自抚州东进，准备经略浙江。4月20日开始围攻衢州，另分军攻占浙西南十余州县。但围攻衢州3月不下，乃于7月中旬撤围南行，改图福建。8月中旬，与国宗杨辅清、杨义清等会师于福建浦城。杨辅清等不愿隶于石达开，率所部返回江西，取道皖南回援天京。8月底，石达开率军继续南进，lo月l7日攻占汀州(今长汀)，旋折向赣南，经瑞金、会昌、安远、信丰，于1859年1月3日攻占南安(今大余)，11日又克崇义。此时，江西大部州县复为清军所占，石达开军僻处赣南山乡，不易发展，乃确定经湘南西入四川的战略目标。2月底，弃南安、崇义西入湖南，连克州县。湖南巡抚骆秉章闻石达开率10万余众大举入湘，急调各路湘军防堵。湖北巡抚胡林翼亦从湖北派兵往援。4月，石达开军围攻永州不克，乃北趋宝庆府(今邵阳市)，5月陆续抵达城外，6月中旬完成合围。下旬，知府刘岳昭、道员刘长佑和李续宜等部湘军相继来援，宝庆地区清军总数达4万人。7月25日，石达开督军分路向湘军猛攻，连日激战。28日，西路太平军进攻受挫，被迫后退。石达开鉴于清军兵力雄厚，破城艰难，乃于8月14日令全军南撤，经东安(今东安西南)、新宁入广西境内。时石达开部将国宗石镇吉已先期经广东入广西，正围攻桂林。石达开遂乘虚经兴安、义宁(今灵川西)、永福等地，于10月15日轻取庆远府(今宜山)，深入广西腹地。该府为贫瘠人稀的山区，严重缺粮，石达开军久驻于此，士气低落，军心涣散。部属纷纷不服控驭，或出走返归天朝，或转战别地，其中多支被清军消灭。石达开军仅剩万余人。面对清军进逼，1860年5月底，石达开弃庆远，率部南下，进驻宾州(今宾阳东北)、武缘(今武鸣)一带。由于良将精兵尽去，石达开意志消沉，欲隐退，但因无安身之处，只得勉力支撑。

1861年8月，陈开、李文茂天地会起义军建立的大成国覆亡(参见大成国起义)，其部众三四万人投归石达开，使队伍得以扩充。为开创新局面，石达开重新打起远征四川的旗号，10月下旬率领号称10万大军，经怀远(今融安北)入湘，沿湘黔边境北进，于1862年1月底经龙山进入湖北来凤，2月中旬又经湖北利川进入四川。20日占领川东石柱厅(今石柱)，循江西趋，攻涪州(今涪陵)、綦江不下，经合江入贵州仁怀厅(今赤水)，复折入四川，于5月26日取叙永，6月16日克长宁(今长宁南)。由于北进之路被清军所阻，被迫再次东入贵州，经遵义攻大定府(今大方)不下，西走毕节，入云南境，又分三路入川，以使清军不能兼顾。11月中下旬，由滇北镇雄北上入川，连占筠连、高县，并前出到横江镇、双龙场、玉黄楼一带，准备抢渡金沙江，进图叙州府(今宜宾市)。四川总督骆秉章为阻石达开入川，急调各路清军密集横江两岸。12月，两军激战于横江，至1863年1月底，石达开兵败，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回云南，驻扎于昭通一带。3月复进军四川，率部沿金沙江西行，伺机渡江北进。5月12日，率三四万人进入宁远府(治今西昌)，欲乘隙北上。14日，由冕宁小路抵达大渡河南岸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附近)。紫打地群山壁立，隘口险窄，前有大渡河，左有松林河，右有老鸦漩，适逢暴雨，河水陡涨，清军严守对岸渡口，渡河异常困难。21日，石达开出兵四五千人抢渡，遭清军炮轰，船筏全毁，伤亡甚众。旋西渡松林河，又遭土司王应元等部的阻截。29日，后路被土司岭承恩切断，全军陷于绝地。清军乘危诱降，许诺保全将士生命。6月13日，石达开自投清营，幻想舍命保全部众，结果被解往成都，于8月6日杀害，时年33岁。其部属7000余人亦被全部处死。

点评:石达开远征，历时6年，转战10省，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政治上不顾大局，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致使所部数万太平军精锐将士全军覆没，使太平天国遭受极大的损失。

石达开各个击破巧破曾国藩水师

1854年冬，曾国藩率湘军水师顺长江而下，直奔湖口。石达开奉命督领太平军在湖口江面布防，迎击湘军。湖口，位于长江入鄱阳湖之口，上通楚北，下达皖南，素有“七省通衢，三江门户”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军在湖口江面设置了一座巨大的浮筏，筏上环造木城，设立望楼，有数百名官兵把守，浮筏两侧还有许多炮船守护。太平军凭借这个水上堡垒粉碎了湘军多次进攻，曾国藩恼羞成怒，倾其全部水师与太平军决战。经8小时激战，太平军击毙了近千名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浮筏被突破。这使得从长江进入鄱阳湖的通道出现了缺口，敌一经由此长驱直入，将会对太平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石达开并没因作战失利张皇失措，经过冷静思考，一个扭转败局的良策在他头脑中迅速形成。

原来湘军水师是由大小不同的两类战船组成，大船叫“快蟹”、“长龙”，比较笨重，船上配有重炮，可屯放辎重，用于远程轰击和保障后勤供应；小船叫“三板”、“四板”，没有篷盖，每船有20多把桨，三五尊小炮，运行灵便，是主要的攻击力量。这两类战船只能互相配合作战而不能分离。石达开还敏锐地意识到，曾国藩骄横轻敌，求胜心切，战局发展有可能使其轻便船只脱离大船编队，首先闯入都阳湖。因此，只要相机封锁江面就能将敌大船与小船相分割，实施各个击破。于是石达开下令，浮筏缺口暂不修复，原地监视敌人动向。

果不出所料，曾国藩把石达开的诱敌策略看作是太平军无力抵抗的表现’，他命令120多艘小船运载3000多名水兵从浮筏缺口全部冲入都阳湖中。石达开见敌中计，便立刻下令封锁江‘面。一夜之间，湖口江面神奇地出现两道浮筏，将敌水师船队拦腰斩为两段。同时，几十只太平军小船满载柴草、硝药冲进湘军外江船队放火。刹时间，湖口江面烈焰滚滚，火光冲天，恰似当年的吴魏赤壁鏖战。湘军大船由于失去小船配合，运转不灵，混乱不堪，被烧毁大半，余者仓惶遁逃。冲入鄱阳湖的湘军轻便小船得知外江船队被烧，急忙掉头回援，这时退路早已被堵，在太平军猛烈攻击下，遭到了与大船同样的下场。湖口一战，太平军大获全胜，进而扭转了西征战局。

“天京事变”中的石达开

大家对石达开争议颇大。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对分裂活动蓄谋已久，甚至把他与“北孽”韦昌辉并提；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悲剧方式的人物，功过参半。其中争论最大的莫过于他在“天京事变”前后的表现了。为了更客观地评价石达开，我们有必要弄清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前后的一些情况。下面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石达开是否参与了诛杨密议？

有人认为石达开参予了与韦昌辉的密议。其主要依据是《李秀成自述》：“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这段话，从而推断出这一结论。然而我们翻开《石达开自述》却得到这样一段记述：“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要刹韦昌辉；达开见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将韦昌辉杀了，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石达开自述》中明明写的是韦杀了杨秀清后，石才返回金陵，回金陵的目的也是为“与他们排解”。这与《李秀成自述》的记述大相径庭。我以为《石达开自述》中的记述是基本可信的，石根本没有参与诛杨密议，其原因如下：

（一）当“天京事变”发生时，李秀成随秦日纲赴江苏镇江解围，当时并未在京城，他的消息可能是间接听到的，况当时李官职尚小，不大可能清楚事变的内幕，李很可能是根据韦昌辉（当时已掌握大权）一伙发布的消息来记述的。韦昌辉一伙为使自己的行动明正言顺，很可能把杀杨说成是受洪秀全默许，石达开支持的，因当时石达开在军民心目中地位极高，从“义王”这一称号就可略见一斑，况且此时李秀成正在韦昌辉的同伙秦日纲部，更有此种可能。

（二）众所周知，《李秀成自述》是在囚笼中写成的，为保性命李向曾国藩提出“招降十要”，无耻地称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曾国藩、曾国荃“中堂、大承大人恩德巍峨。”在这样的自述中，李很有可能极力夸大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来迎合清统治者，也可以反衬李秀成自己的无上业绩。

（三）石达开后来出走后，洪秀全等伙把出走的责任推于石本人，很可能歪曲事实，为他们逼走石达开寻找必要的根据。

由此可见，石达开没有参与“天京事变”中的诛杨密议，更没有杀东王之谦。

二、石达开出走的责任在于谁？

有人说石达开出走是搞分裂活动，以图称雄一方，把出走天京的责任完全推于石达开身上。笔者以为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处处以大局为重，而洪秀全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当韦昌辉杀石达开一家时，洪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甚至连一点象征性的表示也没有。石驻军宁国要求洪处置韦昌辉，洪从石要求到韦昌辉被杀拖达一月。据外国人麦高文讲，最后，洪见全体军心皆归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请注意是“屈从”二字。洪的用意很明显，借韦来牵制石达开，从中渔利。如洪想杀韦的话，何不借广大军民的支持以及翼王的支持来杀韦昌辉呢？事变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又是一个“不乐”，其意图在于“挟制翼王”。在这种“疑多将图害，百啄难分清”的情况下，石达开出走不失为一种缓解矛盾，避免大规模火并的上策，当然其中也含有保全性命的意思。谁能保证即使天王不杀石达开，而安福二王为己之利不会对石达开下毒手呢？这样看来，石达开出走责任完全在于洪秀全等人，而不在于石达开本人。

三、关于石达开出走的意图

有人说石达开出走的意图在于搞独立背叛革命。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很有值得高榷的地方。

石达开一贯对革命忠心耿耿，就是出走后仍想着“勉报主恩仁”，仍想着“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的反清重任。至于说石出走后对太平天国的一些制度进行变革是背叛革命，我以为是欠妥的。太平天国的制度不是神圣的，也是有弊端的，进行一些有益的改革未尝不可。如石达开想搞独立，那么为何不在天京利用手中的重兵来一次军事政变以取代洪秀全，占据“虎踞龙盘”的金陵帝都，凭长江天险而称霸一方，而去远征西南呢？石真正用意在于“久想占据四川省”，夺取西南重镇成都，与清军争夺长江上游，使长江上、中、下游连成一线，既可切断南北清军的联系起羽翼天朝的作用，又可利用“天府之国”的有利条件，扩大太平天国的势力。一旦形势有变，东西两路北上合攻北京，那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石达开出走时能带走20万精兵，一则说明石深入人心，二也说明广大将士对石达开这个策略的支持。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石达开渡过大渡河，攻下成都（以当时力量完全可能）。如果大渡河水不“猛涨天余”，那么，我想太平天国的历史也应重写了。在这里事物的偶然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石达开的计划失败了，但唯物主义者从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样看来，石达开是一位对革命有执著的追求，对革命赤胆忠心，是一位被误解的悲壮英雄。

还石达开历史本来面目

1863年6月25日，兵败大渡河边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赴清营后被押到成都，四川总督骆秉章经堂审即令“凌迟处死”……

1863年6月25日，兵败大渡河边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赴清营后被押到成都，四川总督骆秉章经堂审即令“凌迟处死”。据说当夜行刑时，敌手重其义，未照例碎剐，只刺胸一刀即斩首，以减轻痛苦。

了解些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石达开的大名。这位太平天国的翼王，一度是清廷和曾国藩恐惧的头号对手，多年间反清的人都以理想化态度对他大力讴歌。民间曾有别人冒充他而死、本人出家云游以待再起等传说，在同盟会的章太炎笔下更做过近乎神化的描绘。

中国工农红军抢渡大渡河时重走石达开旧路，又为这位同太平天国分裂的统帅脸上增了辉。不过到了“文革”期间，他向清军缴械的历史问题被翻出，上纲定性为“叛徒”。其实，对一个还没有阶级革命概念、视交兵乃“各为其主”的旧式将帅，不应用现代革命者的标准要求。我们承认太平天国战争（严格而论不应称革命）为反抗腐朽的清王朝和推动历史进程起过积极作用，却不能像过去那样拔高。历史上的石达开毕竟生活于不了解先进生产力的山乡，在当时也称不上先进思想的代表，只能按封建观念统兵施政并终结其失败的人生。

被称为农民军统帅的石达开本是地主

1847年，考秀才落榜的洪秀全进入广西偏僻的紫荆山区，借用基督教的洋“上帝”建立起颇具规模的“拜上帝会”，成员多是搞长途贩运出身的杨秀清手下的“烧炭党”。两年后，贵县富户石达开在洪秀全亲自登门探访后，同意加入，马上被封上帝“第七子”，实际地位居第六（因所谓长子耶稣是虚设），后来封王时便在天王和东西南北王这五人之后为翼王。

当时年仅20岁却有财势的石达开一旦入会，马上带来上千家族成员和旁系亲属，仅本家兄弟中成为太平军将领的便有十几人。不第秀才洪秀全对年轻地主石达开做过哪些政治思想工作，居然使他能率庞大家族和乡党参加造反，史书上无载，不过两人有共同思想基础却可以想见。当地土著和客籍矛盾尖锐，石氏虽有不少田产却属无功名的土财主，受那些有监生一类学历文凭（多靠关系买来的）乡绅欺压，早就积愤在心。听到同样受过恶气的洪秀全“打江山”、“驱清妖”且日后可封王封侯的鼓动，就同意以刘邦、朱元璋为榜样起兵。

当时太平军参加者逾万却普遍是文盲，有秀才学历的人都难找。石达开因有些文化并读过兵书，在率家族武装一路打先锋时又愿意在实践中动脑筋，很快成为太平军中军事才能居首的帅才。1855年他在西征中打败过曾国藩的湘军，一时名扬全国。不过从政治上看，石达开封建化的表现也不比洪秀全逊色多少。占领南京后军民困苦“举城食粥”，他的翼王府却大兴土木，设有六部并广置嫔妃，俨然如小朝廷。天京之乱中他全家被屠，后来居无定所转战万里，到大渡河兵败时身边又有五个妻妾。许多人为他的失败惋惜，但是他若取胜打下江山，还不是要搞封建统治？这也是旧式农民战争逃不脱的周期率。

以讲义气在传统观念下备受推崇

在太平天国军民中石达开的威信很高，关键是因他讲义气，受了委屈有时还能忍辱负重。在洪、杨矛盾中他居于中间不参与，家人被北王韦昌辉杀光后，他回天京主政后不报复韦的家属并制止株连滥杀，被合朝称为“义王”。后来石达开受洪秀全猜忌，只是率部出走，仍拒绝清朝咸丰皇帝的亲自下令招降，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转战了六年。

1863年5月，石达开率军3万从云南入川西，却因不了解大渡河一带险恶的地理条件，又未处理好与彝族头人的关系，冒失地进军到安顺场附近的紫打地。因遇洪水无法渡过，以重金向土司买路不成，夹在险关和激流中进退无路，粮尽后杀马而食，继之吃桑叶草根。当石部饥疲已极时，入川湘军首领骆秉章指挥的汉夷兵联合发起进攻，太平军除饿亡外，一时坠崖落水死者上万，只剩下7000余人。清军为防陷入绝境的石部拼命而造成自身较大损失，便挂起“投诚免死”的旗子相诱，并派官员来指天发誓许以不死。尽管部下坚决反对，石达开却令全军放下武器以求生，自己于6月13日赴清营当了俘虏。

石达开被押到成都后，见到总督骆秉章只拱手作揖而不跪，盘腿坐在蒲团上。骆问：“你来投降吗？”石答：“我来乞死，兼为将士请命”。虽然清军不守信用屠杀了放下武器的太平军，他这一行动还长期被人称为“舍命而全三军”的义举。

讲义气，几千年来在中国民众中很有市场。其观念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尤其体现为不讲政治立场只重个人恩怨。在中国尚没有先进阶级的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石达开只重义气固然是出于时代的局限，今人对此虽可以理解，却无论如何不应再称颂。

石达开的教训从反面给人重要启示

石达开兵败的情景既凄惨又残酷。他让一个爱妾携一子潜逃（途中也被截杀），令其他妻妾和另外二子投河自尽，自带一个5岁的儿子赴清营。从此举看，他自称赴死时仍心存一线侥幸，否则带视为根苗的儿子干什么？有人说是“诈降”，并有当事者称石达开就俘后很后悔。不论如何，向自己斥为“清妖”的敌人放下武器，从中国传统气节看也是有愧。

兵败大渡河之事虽带有偶然性，石达开孤军远征万里的流寇做法在近代却注定行不通。当初他在鄂皖赣捷报频传，一旦脱离根据地在南方八省游动，六年间就没打过像样的胜仗。他拉出的太平军最精锐部队在荒山野谷中越拖越疲惫，兵员武器得不到有效补充，逃亡离散日众，即使当时大渡河不涨水能够通行，最终仍难免覆没的结局。从石达开最后的自述看，他远征回到广西家乡时便想过要“归隐山林”，后对战事日感心灰，兵败时放下武器便带有某种必然性。没有代表先进事业的远大理想引导，想成帝王之业者遇挫也往往如此。

从近代历史的高层次看，石达开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向真正的革命者从反面提供了教训。“可笑蒋贼太猖狂，竟把红军比翼王”。共产党人的长征英雄研究了太平军的失败原因，以彝海结盟处理好民族问题，用抢敌先机和两路分渡避免了拖延，终于使“让做第二个石达开”的叫嚣破产。这里更重要的原因又在于，先进阶级思想引导的新式农民战争，在政治上远非靠宗教神话和封建义气维系的旧式农民起义可比。

在多年间描写太平天国的艺术作品中，石达开总成为套上光环的主角。其实，从代表历史进步的角度看，我倒是赞成称颂一下洪仁玕，因为只有他提出的发展新兴生产力的《资政新篇》，才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对今天的人也不乏某些正面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