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59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进入尾声。清晨，匆匆步入会堂的代表们比前几日多了一些兴奋，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刘少奇则同往日一样严肃而平静。但这一天，对刘少奇和新中国来讲，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在代表们热烈持久的掌声中，刘少奇当选为继毛泽东之后的新中国第二任国家主席……
王光美与刘少奇相知相恋的经历
1962年1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共7078人参加，规模空前，被称之为“七千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的口头报告长达两个多小时，针对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局面，他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震动了所有的代表……
记者：您父亲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时候是1959年。事实上，1959年之后的连续三年正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经济困难时期。1958年制定的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超越生产力水平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社会上刮起长达三年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导致国民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日益困难。您父亲在危难之际受命，当选时的心情应该是非同寻常的，当选那天的情景是怎样的？
刘源：我是1951年出生的，1959年我8岁，记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想起来一幕一幕的。但是对爸爸讲的一些话并不一定全能理解，到后来这几十年才不断琢磨出来了。
1959年他第一次当选国家主席，全家都很高兴。爸爸回家后，家里的几个人，还有警卫员，都在门口迎接爸爸。那时我比较小，也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就拿着桌子上的一把塑料花。本来说是要欢迎他祝贺他的，他很奇怪地看了一眼，没有任何表示，就直接进了办公室。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大家都很高兴，可他好像一点面子都不给，但我们都没有去问，爸爸也没有作解释。后来大家都在反复地想为什么会这样？
大概是因为那是1959年吧，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他也算受命于危难时期，压力很大。
后来“*”时，爸爸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他“文革”前也跟我们说过：“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就要负多大的责任，人民信任你是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所以我们猜想爸爸当选国家主席，感到压力很大，感到沉重。
记者：面对国民经济异常困难的形势，中央决定采取一系列纠正措施，要对困难形势进行正确的估计和分析，为此，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1961年被称为党的历史上的调查年。那一年，少奇同志去了湖南宁乡——他的老家进行调查，据我们了解当时他在湖南整整待了44天。您作为夫人和秘书，陪同刘少奇同志一起去的？
王光美：对，1961年为了了解农村的整个情况，我和他一起去了湖南。在那里先住在养猪场，后来又住在他家的那个老屋。那时候，农村搞得挺困难的，他找了一些老百姓，主要是想了解真实情况。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咱们国家比较艰苦，但是去了以后觉得这些乡里乡亲过得比他想象的要苦得多。他每天都跟人见面，跟人聊天。我有时候在旁边记，而且他写东西我就在旁边看。反正当时就是了解农村的困难，有三年灾害的困难，有工作上的缺点，有好多不合理的事。
刘源：当时爸爸去了湖南我是知道的，但是他的心情，他的体会我就不了解了。到湖南调查之前，他对底下的事有所了解，知道有很多不正常的情况。他到农村调查给他的是一种直接的体验，我想对他的冲击很大。因此他下决心了解当时困难的情形对国家的影响。
他刚一下去，就按照八路军的做法，借门板，铺点禾草，尽量不打扰老百姓，不住招待所。结果到了农村呢，经过“大跃进”呀，拆村并屋把很多房子要不拆了当猪圈了，要不沤肥了，要不就把一些房子的木材拿去大炼钢铁了，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住，所以想住老百姓家也没法住。然后就在县里转，当时有个万头猪场，说是万头猪场，其实就有两三头猪，他一看，说就住这儿吧。随从下乡的警卫人员都说，这么脏怎么住？他说，打扫一下，不就可以住了吗？然后就住了下来，就是最有想象力的文学家也想不出来，国家主席下乡只能住猪场。
打扫打扫，大家就都住下了。住下来以后，就把门板摘了下来，去找稻草，却找不到稻草，这事儿又给他一大触动。你看，老百姓家没法住，住到猪场里，摘门板，铺禾草，就是战争年代里还有禾草铺，现在是在鱼米之乡，居然连草都找不到，有的烧了，有的烂在地里了，集体化后根本没人管，这对他又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感到很震惊。
最后他走街串户访问老乡家，听了很多人给他介绍情况，有的人给他说了两三句，也有的一句都不敢说，他就反复动员他们，让群众一定要讲真话，讲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记者：解放后，刘主席的六姐、七姐都来看过他，听说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还开玩笑说，别看你当大领导了，小时候我还打过你屁股呢。这次回家少奇同志是不是也看望了家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家主席的亲戚、家人的生活境况怎样呢？
王光美：他这次回家看了他的六姐——刘尚德。少奇在家排行老九，她排行老六。他这个姐姐从小就非常苦。我还买了两斤糖、几斤米和一些饼干带去，我知道她们也很困难。去的时候也没事先打招呼，走了大概有七八里地吧，有人带路，带到我那个六姐家里。正好她的女儿在，叫鲁新秀，她一下子认出来了，说，舅舅来了，就赶紧把我们拉到屋里。我那个六姐那时已经饿得躺在床上，她女儿就说，娘啊，您天天念叨舅舅，他现在回来看您来了。但六姐根本就不认识他了，饿得已经麻木了，少奇喊她她没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那场面挺尴尬的，就问，新秀你爸爸呢？新秀快人快语，说，别提了，舅母是个大善人，上个月寄来100块钱，我爹特高兴，拿那100块钱去买了个熟的猪头，到家就吃。没想到年岁大了，饿得又久了，肚子抗不住，一下子拉肚子拉死了。我们当时都哑口无言。然后新秀又说，我母亲说了，死了好呀，总算不是饿死的。
后来新秀又拉着我们东家串，西家串，到各家看看油盐罐子。我们那次回老家，新秀是第一个跟少奇什么话都说的人。这期间少奇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可想而知对他的冲击和震动。
他的那个亲姐姐不久就去世了。
记者：我们知道，从湖南考察回来后，针对当时整个国家经济困难的状况，少奇同志曾有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在当时震动很大。当年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人民解放，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1958年后，由于政策的失误，人民生活并没有太富足，作为国家主席，看到这些情况，少奇同志有什么反应？您能谈谈当时的详情吗？
王光美：那次从六姐家出来，紧接着我们又到了浮肿病院，看到了那么多的病人。你想想他作为国家主席，看到他的老家的状况，这是他最了解的地方，他想象再穷再坏，鱼米之乡也不该到这种地步。
在考察期间，少奇开了许多座谈会，向群众道歉。说：“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有责任，我们道歉。”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就说，这哪儿是天灾呀，这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呀，你们共产党这么干，就不怕农民打你扁担吗？他确实是把少奇当作老兄老弟才这么说的。
在那儿40多天，少奇一直不停地向人民道歉，同时他也要求老百姓跟他说实话，说真话。他说，把你们的困难都讲出来，困难讲出来我才好帮你，你们也是在帮我们调整政策，改正错误。
回到北京后，少奇把这些事情都在中央会议上说了，包括“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这是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以后他也多次讲到这样一句话，说咱共产党再这样搞下去，不怕群众打我们扁担吗？群众打我们扁担是应该的。当时说出这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需要相当勇气的。但是我觉得，他考虑的是社会、国家怎么搞。
记者：在困难时期很多人都吃不饱，营养跟不上，你们家人口多孩子多，那孩子们当时的生活怎么样？
王光美：当时整个学校供应不好，源源(刘源)他们在学校也吃不饱，源源在学校吃什么愣是拿回一块给他爸爸看。所以那时的困难，我们也了解。
一些家长把孩子接回家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没有。那时候我们家里也不宽松，孩子们在学校大多吃不饱。亭亭几次在课间操时晕倒了，我就跟少奇商量，想把孩子接回家，因为家里虽困难，毕竟还是有保障。但少奇说不行，还是让他们和大家一样，大家吃不饱，也让他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还说现在全国人民吃不饱，孩子们吃不饱，我负有责任，让我的孩子们也尝尝吃不饱的滋味，等将来他们大了，为人民做事，要吸取这个经验，千万别再让人家吃不饱饭。
记者：少奇同志调查回来后，在第二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的报告很长，认真分析了原因，总结了经验教训。后来中央提出并贯彻落实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由此，国民经济逐步开始恢复。据说1963年少奇同志还专门去逛过恢复了的厂甸庙会，您还记得吗？
刘源：平常父亲是非常严肃的，偶尔笑一下，我们都很惊讶。所以爸爸很高兴的时候，我们记忆就非常深刻，我印象中逛厂甸就有这么一次。
1961年他下乡去调查后，对他的震动很大，就在他调查中正好主席到了长沙，他们就在那里谈了一次，说无论如何要改正，不正之风不要再刮，食堂一定要散，农村的政策一定要调整。后来政策落到实处还是很有成效的，而且经济恢复得挺快，半年多就开始回转，到1963年1月，经济就开始明显好转了，也开始恢复厂甸庙会了。我舅说，叫这些孩子一起去逛逛厂甸吧，大家都很高兴，厂甸很热闹，我们几个小孩就去了。
我，我妹妹，我姐姐，还有我哥哥都去看了，回来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都特别兴奋，讲厂甸多么好玩，有大糖葫芦、小风车、各式各样的小用品、小泥人，这些我们都没见过，还有什么炸油饼，各式各样的小吃，特别热闹。
我们说得很高兴，我爸爸正在吃饭，忽然把筷子一放，说下午我也去看看。当时我们都很吃惊，我母亲也很吃惊，说，那好啊。下午我们就坐着车去了，车停在远处，父亲跟大家一起走进去了。走进去也是这个东西摸一摸，那个也看一看。他带了一个口罩，但那个口罩较小，不能盖住全脸，我们可以看出他非常地高兴，可以说在我的印象中，那是爸爸笑得最开心的一次，我们甚至都能听到他笑的声音。
我们跟他一块走，大家都非常地欢乐非常地高兴。我现在体会到，看到国家的经济恢复，看到人民喜气洋洋，看到市场的供应好转，他就高兴。所以我觉得，领袖处理亲情的方式和大家不同，包括我所了解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还有现在的一些领导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和人民。
刘家有份成长时间表
在中南海，刘少奇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幸福和谐是有名的。刘少奇共有9个儿女，他们中有少奇同志与何宝珍烈士的三个孩子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毛毛)，少奇同志和第二位夫人的两个孩子刘丁丁、刘涛涛，少奇同志和夫人王光美的孩子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刘小小(刘潇潇)。
刘源说：如果他们这些孩子曾经享受过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得到过一些特殊锻炼的机会。磨炼使他们自强、自立，在离开父母、孤立无援的日子，在走过几十年风雨人生后，每个孩子都深深地感谢父亲和母亲给予的这些人生财富。
记者：在中南海，据说你们家有两个地方出名，一是大家庭的幸福与和谐，二是父亲对孩子们出奇地严格。
王光美：少奇严于律己，对我也严，要求孩子也严。在生活上，首先他自己就是十分艰苦的，他的工作是负担最重的，工作量非常大，经常要过半夜，两三点睡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只有一个人，没有人倒班。所以每天吃过饭，我把剩下的饭放在冰箱里面，在他的值班室外有一个电炉，晚上12点以后我就把剩饭给他煮一煮，多少年都是这样。有人说我是“烩饭师傅”就是指这个事情。这样大家方便，保证了吃饭的吃饭，睡觉的睡觉。
少奇办公室铺了地毯，他让揭了。他觉得地毯挺贵的，地板挺好的，那时他年纪不太大，不用铺。
从小学我就骑自行车，平时我出门一直骑自行车，跟他出访才坐车。后来工作了，我也骑车。记得那年到清华工作组的时候，我每天骑车从中南海到清华，后来贺老总说我从中南海骑到清华，太远了，他就给我找了一个地方住，从那儿骑车过去。
我们家孩子多，少奇又不让领补贴。那时候有很多故事，工作人员瞒着我们给每晚6角钱(两人)夜餐费补贴，后来少奇发现了，很生气，说那不行，要退还，从工资里扣。一退还，家里就更困难了。
那时家里有一个小铁箱(黑色)，每个月的工资都放在里面。我当时的工资少，122元，少奇400元，哪些是给学校的，哪些给外婆的，都记得很清楚，反正过得挺有计划的。
记者：听说你们家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表，是父亲专门针对孩子们的成长制定的，他要求你们9岁必须学会游泳，学会骑自行车，13岁开始下乡劳动，每年逢暑假寒假必须到农村、工厂劳动，到解放军连队锻炼。
刘源：我们都遵守父亲制定的时间表。记得我8岁的时候，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游泳。9岁就快到了，要学骑自行车。骑自行车摔得满腿都是血，但是小孩子学会了以后就特别高兴，跟玩儿似的。游泳也是现学的，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父亲还要求14岁学会骑马，但是到哪里找马去？这很困难。当时北京有个骑兵部队，父母还真把我送到骑兵部队去了，还真学会骑马了。
爸爸对孩子的爱是另外一种爱，他要求我们早早地学会这些本领，尤其男孩一定要严格按照他制定的时间表完成任务。女孩子要稍微好一点，但也要按时间表来。女孩子们可以睡钢丝床，但是我和我哥哥这些男孩子必须睡木板床，夏天就睡凉席，不能睡钢丝床。
我父亲要求男孩子要吃得苦，受得起委屈，不能有怨言。看到小男孩淘气，抓破脸打破头，他觉得没什么。他只问你哭了没有，我不敢说哭了。他说：“你不能哭。”他也不问你有没有道理，淘气打架为什么，他更注重性格上的培养。
有一次在北戴河我们想下海游泳。到海边一看风浪很大下不去。父亲说：“浪这么大，你敢不敢下？”我说：“不敢下。”他很生气，说：“你不敢下？现在脱了衣服，下去！”我只好脱了衣服，穿着裤衩下去了。回来后他问我什么感觉。我说在岸上看着很害怕，下去以后好像没有这么可怕了。他说这就对了，你要掌握水的规律才会游泳，不能一开始就害怕。
父亲为了锻炼我，让我去当兵站岗。我1964年当兵，当时才13岁，就在中央警卫团、在中南海站岗。
当时父母这么做，就是锻炼孩子一种自立的精神。小时候这么摔打对以后也受益。“*”以后，我们离开父母到农村插队做工，都感受到小时锻炼的好处。在农村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干活，谁都不如我。因为毕竟我早就在农村、在部队里锻炼过。当时同学们连最起码的用锹呀，用镰刀呀这些都不会。但是我会用，而且体力又比较好，所以很快就和农民融到一块了。
生死相依的世纪经典爱情
刘少奇曾有过5次婚姻，他的婚姻生活与他的政治生活一样，都是多次遭际坎坷。刘少奇与王光美相识时，刚刚从几次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与高雅、秀美的王光美的结合，无疑使他那颗疲惫、历尽沧桑的心灵找到了永久的栖息之所。
王光美，辅仁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时曾获全额奖学金去斯坦福大学攻读原子物理博士。在延安和美国之间，她选择了前者。这一选择，使她日后结识了刘少奇并结为伴侣，最终成为国家主席的夫人；也是这一选择，使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在以后的岁月中始终都扮演了辅助的角色，并与丈夫共同经历了艰难的世事风雨。
记者：与刘主席相伴的几十年里，您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地辅佐丈夫的事业，盛极不骄，败极不惊。你们俩在最艰难的时候，心心相知，相依相携，患难与共。你们的爱情被叫做世纪经典爱情。您和刘主席是怎么从相识到相知的呢？
王光美：我与少奇相识，没有秘密。我在大学读书，同北平地下党很接近。国共和谈期间成立了军调部，叶剑英、张治中、马歇尔是三方代表。军调部下面有个军调处，军调处需要翻译，地下党便推荐了我。
和谈破裂后，我去了延安。那时候毛主席疏散到外地，朱总司令在枣园，我们一行去见朱老总，朱老总又带我们去见少奇，那是我和少奇的第一次见面。少奇说了一些鼓励我们的话。少奇送客时，我走在最后，因为我年轻，官最小，我自然走在了最后。最后一个与少奇握手的，少奇可能多握了一下。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缘分。
后来有一天少奇到我们外事局参观。中央同志来参观是大事，都有人陪着走，那是他第一次来。第二次他来就到我的房子了，参观的人也跟着。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吧，我的住处又换了一个村，他又来一回，好像还组织了我们这个村的一个舞会。他来参加，事先到我们屋坐了坐，这次坐的时候可能有点表示吧。
我记得有一天，王炳南说少奇同志要找我去谈话。我还说，怎么找我谈话呢？我刚到延安来，那枣园我都不认得，我不知该怎么去。于是就给了我一匹老马，说这老马识途认得枣园，认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着这匹马走吧。后来到了少奇那儿，他那儿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拿什么招待我。他跟我说着说着，就从特别破的抽屉里拿了一个很小的梨给了我，我就用小刀把梨削了，削的时候整个梨的皮连在一起不断下来，少奇就很感兴趣地问这是怎么削的，我从来没看见过人这样削梨。
所谓谈恋爱也没什么表示，有一次，他忽然说他家里有多少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有胃病，身体怎么不好，工作又很忙，没有时间照顾他们。当时我还觉得这人挺奇怪的，跟我说这些干吗。
我是知识分子，当时还没入党，所以在我和少奇有点好的时候，我还真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连党员都不够。后来他也没介意，只让我看看书什么的，那种身份的人谈恋爱跟年轻人谈恋爱不太一样。
我们那时候在一起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浪漫，说一些喜欢之类的话，我们那时候实实在在的。比如有一次吃饭，他说让我跟他上晋察冀，这话里有话，但是非常含蓄。我留在晋西北也是搞土地改革，为什么让我上晋察冀，我想，这就是他在表示他的意思了。
我和少奇是在西柏坡结的婚，婚礼是王炳南主持的。
记者：你们两个年龄相差很大，而且生活经历和历史背景都很不相近，从内心来说您喜欢他吗？
王光美：从内心讲我特别尊敬少奇。我真正认识少奇，或者说对他产生敬意，与一本书有关。书名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者刘少奇。那个小册子我读了很多遍，和风细雨，娓娓动听，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却非常严格，感觉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真的很难。
后来在他找我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别专心刻苦，观察什么都特细，我越来越佩服他。少奇说的做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婚后，他是中央领导，我是普通翻译，他的房间里有很多涉及政治、军事的机密，我只看公开的报纸和外事局送我的资料。
记者：嫁给一个年龄比你大很多而且还有孩子的男人，您父母怎么看待这桩婚姻？
王光美：我恋爱结婚都没告诉家里，因为我很早就自立了，一向自作主张。不过后来我还是很抱歉地给父母写了封信，说：我已结婚，先生是个布尔什维克，名叫刘少奇。父亲懂英文、日文和俄文，知道布尔什维克是相对于孟什维克的多数派之意，但却不知少奇何许人也。父亲没办法，只得跑到北京西单商场，买了一本日文书《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书中有介绍少奇的内容。可以说，我父亲是从书本里认识少奇的。
其实我对婚姻的看法大概也受了我母亲的影响。当初我母亲和父亲结婚，除了外公默认，也是一片反对声。因为父亲娶过两次妻子，母亲则是大家闺秀，待字闺中，要去做人家的续弦，还要面对非亲生儿女，但母亲主意既定，无人能阻止。结婚的那天，母亲没坐花轿，而是乘马车，从天津一直到北京，在六国饭店宣布举行婚礼。这在当时，也算是轰动性的新闻。
在我母亲身上，有一种传统的美德。对待子女，没有什么亲生不亲生之分。甚至对非亲生子女，还要照顾多些。我大哥眼睛不好，看不清东西，母亲让我们弟妹们轮流念书给他听，大哥攻读的是哲学专业，对我们来说真是枯燥无味，但母亲坚持要我们那样做。为了方便大哥去商务印书馆，母亲特地为大哥订了一辆包车。二哥、三哥也非母亲所生，但母亲还要资助他们留美。所以在这方面我母亲是我的榜样。
我和少奇结婚时，他已经有孩子了，相比别的中央领导家，我们家人口是最多的。那时候我们家有大儿子允斌、大女儿爱琴，还有弟弟毛毛，他们是何宝珍烈士和少奇的儿女，中间还有涛涛、丁丁这两个小孩也不是我亲生的，然后底下的平平、源源、亭亭、小小，大大小小一共9个孩子。这么一大家人团聚在一块挺不容易的。少奇一心做工作，家里他不管，就交代原则，具体的由我来照顾，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但也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爱琴，是她从苏联回来。当时少奇去苏联把她带了回来，让我去火车站接她，她站在车门上，我看见了就过去说，你是爱琴吗？那时爱琴在苏联待得久了，已不会说中国话。而且穿着洋装，少奇同志不太愿意子女弄得很特殊，我就带她做长裤子，经常领她去做衣服。我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值得一说，可爱琴很感动。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都去看过我。我从监狱出来，爱琴马上就去见我。总之我们这一家人还是非常和睦团结的。
从共担风雨到生死诀别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伪证，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1966年刘少奇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国家第二号人物降至第八位。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酿成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冤案。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同志被秘密送到开封“监护”，在开封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27天。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而逝。
记者：您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您把丈夫两个前妻的子女，与自己的孩子，维系成一个和睦的家庭，非常不容易，孩子们都说您是个了不起的母亲。另外，您对少奇同志始终忠贞不贰，尤其是“*”中，少奇同志蒙受不白之冤，遭受了非同寻常的凌辱和打击，您还是坚定地与他站在一起，共同承受这一切，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感情。在许多人高喊“打倒刘少奇”时，您仍然坚贞不渝地爱着他。人们都说您是个伟大的妻子。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体验过无尚的荣耀，也为此坐了12年牢房，如果不触动您内心的痛楚的话，我们很想听听您那段岁月的经历。
王光美：“文革”开始后，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少奇的问题还是被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还没有完全打倒他。
实际上从1967年元旦开始，中南海造反派不断对我们进行围攻和揪斗，种种恶毒的攻击袭向少奇，他总是很少说话，我觉得少奇真的是特冤，从我接触来看，他凡事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告抬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怎么后来就全都不对了呢？
记得那时候是分头被揪出去开批斗会。有一次，通知我等着来人揪斗，少奇生平唯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叠得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这时，平时不爱说笑的少奇却说：“倒像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弄得我跟着他笑起来。
和少奇见最后一面是1967年8月的一天。因为那时我们俩被分开关在前后院，见不着面，也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了。开始我并不知道我和少奇是在中南海的同一个院子里被批斗的，还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经过院子里的果树时，满树的果实使我想起少奇曾经说过果子摘下来就送给幼儿园的话，那一瞬间留给我的印象深极了。
批斗中暂停了一段时间，说是要“加火候”，我和少奇才在书房相见，让我们喝水，没有说话。批斗又开始时，然后就有人推搡少奇，场面就开始混乱。我们俩之间隔着四五米的样子，后来乱了就越来越近，我看到还有人开始打他，我就横出去了，只有我横出去，我不能把少奇横出去。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什么也不能说……没想到那竟是诀别！
记者：“文革”中，刘主席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你斗我、我斗你。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他的内心一定痛苦至极。而您后来为了少奇坐了12年的监狱，我们都不知道您是怎么挺过来的。在监狱中您都想些什么呢？其实在1969年11月少奇同志就已经含冤去世，后来您知道少奇已经离开人世了吗？
王光美：在监狱里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都很矮，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那个时候我比较牵挂孩子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后来看管的人对我说，毛主席有批示。那是后来孩子们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妈妈。看管的那个人就把主席批示给我看了。后来小孩都从外地赶来了，那时我才知道少奇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用不着活受罪呀，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我说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因为我想，如果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与父亲最后的日子
“……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现在30多年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一幕一直刻骨铭心。
……当时我特别紧张，因为不允许说话，一说话就……我说：‘他们不让我和你说话。’然后他站在原地大概有一分钟……他还想问，但是我特别紧张，脸特别红，他转身就走了……”——刘源
记者：刘主席一案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开始后，由于刘主席蒙受不白之冤，不断遭受冲击，你们的家庭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父母被关押了，过去爱你们的人现在对你们侧目，周围环境从巅峰跌入低谷急转直下，这对于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您来说，心灵的打击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出来的。
刘源：我那时15岁，我还记得那是1967年8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的大会，在中南海同时分别批斗刘、邓、陶。当时有几百人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场面非常狂暴，拳打脚踢什么都有。批斗会快到高潮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声。所有的人都很惊奇。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小妹妹，当时只有6岁。她在门口看见父母正在被人拳打脚踢，吓坏了，大哭起来。我就往那儿跑，旁边的人一把把我抓住，问我干什么。我说：“你没看见小小在哭吗？”我跑到小小那儿，把小小搁在哨兵那儿安抚下来。
那时候会场已经是一片混乱。我父母亲本来相距四五米，混乱中越打越近，在相距一米的时候，我母亲忽然一挣，就向我父亲扑过去，抓住我父亲的手，我父亲也抓着我母亲的手。这次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是生离死别了，他们在握手诀别……当时就有人打他们。看见父母亲这样分开，我心里十分悲愤。
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想象和理解，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现在30多年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一幕一直刻骨铭心。
从那以后我父母就分开了，再也没见过面。
记者：据说后来刘少奇主席被隔离后，家人中只有您自己还可以接近他。那段日子是怎么度过的？您最后一次见父亲是什么情形？
刘源：父亲被隔离后，确实只有我一个人能接近他，因为我那时当过兵，从小和当兵的在一块，周围不管是哨兵还是卫士，都对我的印象很好。他们觉得我从小挺老实，就分配我负责给我父亲端饭碗、洗毛巾、送药。一般情况下是我在厨房把饭端好，然后父亲出来，我再把一杯水、小毛巾和饭给端过去。然后他进座吃饭，我就等着。父亲用完了，我再洗碗、洗盘、洗毛巾，完了以后，也不能扶他，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也不允许我和他说话，心里挺难受的。但是平常也不能接触，仅限于吃饭能见一面，别的时间都不能见。
有一天他差不多吃完饭了，我就拿着他的小毛巾，在餐厅外一个小池子里洗毛巾。他忽然问我：“你妈妈在哪？”当时我特别紧张，因为不允许说话，一说话就……我说：“我妈妈就在后面，就住在后面，你放心，她挺好。”“他们不让我和你说话。”然后他站在原地大概有一分钟。他还想问，但是我特别紧张，脸特别红，他转身就走了。
那是我和爸爸最后一次说话。所以现在就想，其实我应该多说些。当时我也害怕，担心我违反了纪律，以后再也见不着父亲了，毕竟我现在还有机会看见他。当时我紧张，并不是害怕我自己，我自己怕什么呀，我已经豁出去了，但就怕不让我再接近他。结果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第二天就走人。
记者：您父亲一直相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现在已成了刘主席一生坎坷却坚守革命信念的真实写照。您能谈谈他当时说这句话时的情形吗？
刘源：当时父亲跟我说这句话是在“文革”当中，那是1967年初，父亲重病了一次，他重病那次就我一个人，我给他送饭。他在卧室里动不了，病得很重。有一次在卧室里，他坐在床上，挣扎着给我讲了这些话：
“现在人民打倒我，人民对我有意见，人们是有权利对我有意见的，对我的意见也会转移到你们的身上，你们千万不要和人民对立，人民对你的误解是最大的痛苦。你们一定要经得住委屈，将来呢你们也会离开我，离开我以后，谁来做你们的父母呢？你要记住，人民是你们的父母，你们将来还会感觉到的。你们将来会知道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这些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我的心像狼一样冰冷”
“当时我的心确实是非常冰冷的，跟狼似的，觉得周围都是敌人……我还没下去就传遍了，附近村里的老百姓都来看。开始就觉得很讨厌，就特别憎恨。后来看那眼神冲你笑，很善良，不是歧视你，憎恨你；说得不好听，就是把你当熊猫似的，好奇……农民把我那颗冰冷的心给融化了，在人民中间，我有特别温暖的感觉。”——刘源
记者：家庭的苦难、父母的悲剧，这场劫难可以说让你们的家庭妻离子散，孩子们天各一方。据说最小的只有6岁的妹妹被保姆带走，您去了农村。这使你们早早就感受到世态炎凉，相信这段经历给您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刘源：1968年我到了农村，在山西雁北，我一开始是插队，和20多个同学一起。刚到农村的时候，那时候我确实很麻木，什么都无所谓，就觉得活不成了，活不成就死了算了，刚开始觉得周围好像都是敌对似的。
记者：那时候他们知道您父亲是刘少奇吗？
刘源：知道，我还没下去就传遍了，一到县城，老百姓都跑出来，像夹道欢迎似的，到村里后，附近村的老百姓都来看。开始就觉得很讨厌，就特别憎恨。后来看那眼神冲你笑，很善良，不是歧视你，憎恨你；说得不好听，就是把你当熊猫似的，好奇。当然在动物园里咱们被人看心里也不愿意，但是人家都不是恶意的，就是好奇，没什么人向我扔石子，没有这样的。农民非常好，不是那种有意地对你不好，农民没有歧视，我是黑崽子啊，他们不讲那些，他们很同情我，还说，好娃娃，多可怜呀。那时候什么活都干，跟农民融在一块。当时鼓励我的人也很多，确实是这样。1968年到1975年，那一段时间，他们都是背地里对我好，往我的窗台上放两个鸡蛋，也不知道是谁送的，我当时很受感动。正是在这种逆境和委屈中所得到的帮助、安抚和爱护，使人更感真挚，给人更多震撼。
我还记得有一个农民在劳动中给我写了一个小条，小条写的是“我代表全国的贫下中农欢迎你”，我看了非常感动，就装了起来。后来我给我妹妹写信说到这件事，没想到这封信给拆了，结果这件事就给报了上去，说这是反革命串联啊。
后来就把那个农民也打成反革命了，我们俩被审了一个月，也没审出什么来，最后就说是“反革命集团”吧，这“反革命集团”就我们两个人，那个农民是最冤枉的。
所以首先是农民把我给融化过来了，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态度，然后大家才跟我靠近了。最后和农民不仅在生活上，还在劳动上，跟他们建立了感情。农民把我那颗冰冷的心给融化了，在人民中间，我有特别温暖的感觉。有了这种感情，才能从自己的小圈子里跳出来。原来认为都是自己家庭的大难，到农村了，才看到这是国家的大难，并不只是个人的灾难。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事，他们对我这么好，我就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照顾病人，帮助担水呀，劳动的时候给他们接把手呀，就尽力去做这些。因为我体力好，干活快，再加上自己也学点中医什么的，毕竟算是有点知识吧，给人家把把脉，看看病。还有的时候一些农民不懂的事情，比如盖房子怎么算，怎么搞木工活，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技术活，在咱们来说，那都是很简单的几何计算。挖渠是最简单的物理常识，水往低处走嘛，农村建设有时候乱搞一气，甚至把渠往高的地方挖，我就帮忙搞农村水利建设，找低的地方挖渠，省工又省力。
所以我上完大学以后，回了农村，像个农民，这也是我的一个愿望。从这里我看到，父亲说得对，农民会当你的父母。他不是一个人，像父母亲那样对我，但是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对我的影响，整个农村对我的感染，确实是父母没有给我的。
记者：您在农村待了这么些年，没有耽误您的学习吗，为什么恢复高考时一下就考上了大学？听说刚刚恢复高考时，因为您特殊的家庭背景一开始没让您考，后来您还为此专门给*写了一封信？
刘源：我是17岁去的农村，24岁离开的，7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农村过的，在农村有事没事点个蜡烛看书，什么中文、物理、化学都看一看。刚恢复高考时，据说是2000万人考呀，100个人收一个，也没有复习提纲，没有考试范围，什么都没有，当时大家全是蒙着考。
开始报名时是不让我报，我就给*写了一封信。他主持高考嘛。我说，你的招生简章上没有说出身不好就不让考，你得让我报名参加考试，考不上我心服口服，不让我考我不服。后来*就批了。当时我们有10个人都不让考，后来这几个人全都考进去了。我考上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
1981年，刘源大学毕业到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管委会担任第“十七把手”。
1984年，刘源被全票选举为河南新乡县县长。
1985年，刘源被全票选举为郑州市副市长。
1988年，刘源在候选人名单之外，被河南人民选为河南省副省长。选举后人大代表们纷纷对刘源说，如果你父亲泉下有知，一定会欣慰的……
1992年，当他调离河南时，朴实的河南人民对他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好”！
记者：您父亲的冤案*昭雪以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您的身份地位都有了变化，从“黑帮”子女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第二号领导人物的子女。您父亲*后，对您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吗？
刘源：我算是经历了一个从上翻到下，又从下翻到上的过程。
从下往上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痛苦，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比如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在我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还没有*，同学们都对我很好，大家很平等。我们是七八个人一个宿舍，80个人一个班。在宿舍里，男孩有的晚上打扑克，有的看书，很吵闹，我在床上喊，你们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有时候拿一个馒头边吃边往教室走，也不抬脑袋，别人向我点头笑，我有时没看见，或是不在意，这也没关系，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上了一年的大学以后，我父亲被*了，情况就变了。变的不是我，我还是我，我没变，但是人们对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我们之间很自然地出现了一条鸿沟。同样你喊一声，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人家会说，你狂什么狂，你算老几；你见人不打招呼，人家就说，这小子不认人了。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变，怎么人家对我的态度变了呢？这时候就得自己调整了，所以那时候得特别注意对面来个什么人，你先向他点个头，然后再赶快过去。你本来被吵得睡不着想喊一声，但是算了吧，别喊了，怪讨厌的。
记者：您1982年大学毕业时应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后来为什么又回到农村，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管委会当了最后一名副主任？
刘源：我之所以去农村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因为当时我大学所有同学都留在北京，我完全可以留校当助教，或者给领导当秘书，但是我觉得农村需要我。我在农村待过7年，17岁去，24岁离开的，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一种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1982年去的河南，一直待到1992年，一共10年多时间。先在新乡县七里营公社，我是第十七把手，前面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干部。很快中央开始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当时公社里年轻的大学生就我一个，全县也没几人，特别是正牌大学毕业的，所以一挑就挑着了，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又当了副市长，就是到了郑州了。
记者：您当选副省长的时候最初不是候选人，听说是人大代表们联名把您推举上去的。当时这在全国是首例，而且那时您36岁，当年是最年轻的副省长。
刘源：因为当时我在郑州市分管开发区建设，到天津和大连考察开发区。我正带队在天津，准备天津考察完了到大连去，就通知我说你赶紧回来，推举你当副省长了，我一听愣了。回来以后无所适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干什么。回来后一天的时间，我闷在开会的那个招待所宿舍里，不敢出门也不敢离开。后来说一投票就选上了。
当时一说我当选了，就让我上台去鞠了几个躬，下面很多代表都流泪，下来以后好多人争着跟我握手。说你爸爸在开封要是在天有灵啊，他看到我们河南老百姓把你给选上了，肯定高兴。我知道人家是冲着这个来选我的，要不你一介书生，当选副省长，人家流什么泪啊，因为他们想到了老一辈，所以才感动。
当时河南台的电视记者问我的感想，我就讲了这么几句，我说我很清楚选我的人民代表是对老一辈感情的转移，我自己只有一条，干好工作，全力以赴，决不谋私。
当时我确实并不在候选人里，是代表在会上主动联名提名，然后直接当选的。后来才听说，这在全国是第一个。
当时我就很震惊，而且我感到压力非常大，责任非常大，真有一点我父亲当选国家主席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他们把这种重望寄托到我的身上，而我怎么能跟老一辈比呢？我上去很可能干砸了，把老一辈的名声都砸在里头，我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期望值这么高，我肯定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就说，只有尽力去干。
我妈妈听说我当选以后，挺高兴的，说你就好好干吧，我也不跟她说什么。我确实觉得大家都是看老一辈的份上，只要我干好工作，大家都支持。
记者：您还是很谦虚的，事实上很多人都说您在郑州当副市长的时候干得很出色，据说当年郑州的许多出租车司机都认识您家，打的到您家去的人都不收钱。
刘源：那不是，人家都说是我干得出色，但大家都知道党政干部这一行，任何事情都不是你一个人能干的，都是大家干成的。关键是群众都支持。其实大家是对老一辈有感情，也总觉得我们挺冤屈的，所以就把很多的同情寄予我们身上，包括很多业绩呀都愿意转移到我的身上。
比如说当时我分管拆迁，回民区拆迁非常地难办，我去了跟人家拍拍肩膀，跟人家讲，咱们市政不改造怎么行呢，你不搬没办法改造。他就说，算了算了，冲着你，你能到我这里来做我的工作，看你爸爸的面子，咱不说什么了，走。
也确实有出租车拉人到我家门口司机不要钱的，还对我朋友说，你就跟刘市长说，他爸是好人就行了。看看，大家都是冲着老一辈的，我哪儿满足得了群众这么高的期望值呀，所以咱就得好好干。
记者：走的时候是不是很不舍得？
刘源：走的时候也是有感情的，许多人还都不知道呢，我只到七里营公社刘庄村去告了个别，大家都挺舍不得的，我是从那个村走的。怕张扬，没在郑州市告别，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许多人还是跑到火车站去了。
刘少奇的儿女们
中国有句古话，忠臣有后。刘少奇家的子女在父亲去后的30年里，依靠个人的努力，取得了足以告慰父亲、足以让人们刮目相看的成绩。
刘平平：在美国读取双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原国家商业部科技司司长。
刘源：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委，中将军衔。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刘亭亭：中国内地第一个考取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女学生，联亚集团和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
刘小小：曾以北京市高考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后被北大保送出国攻读生物学。
记者：听说您的小妹在1979年参加高考，她是总分第二，那时您父亲还没*。大家都说，刘少奇的小女儿考得这么好，真是忠臣有后，这也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现在您的兄弟姐妹都很有成就，觉得对父亲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安慰吧？
刘源：我们这几个孩子现在取得了一点成就，有自己的努力，也有机遇吧，机遇还是很重要的。
我的姐妹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的。我姐姐平平特棒，她原来只读到高中一年级，后来在食品研究所搞研究，比较出色，然后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每年都得靠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她5年学完了大学本科、拿了两个硕士和一个博士学位。她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从来没有透露过自己的身份，在美国她改名叫王晴。她的博士导师特别得意，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学生，5年拿4个学位，还是中国第一个食品教育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有人去采访她的老师，说你教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学生，她是刘少奇的女儿。他大吃一惊，说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刘少奇的女儿，我只觉得她是个很聪明的学生，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她会以这种精神来学习。
我妹妹亭亭学的是商学，她开始去的是波士顿大学，学国际关系，后来是哈佛商学院，她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上哈佛商学院的女生。我的小妹妹小小也很出色，考大学是总分第二名，化学、英语是第一名，学的是生物工程。
采访结束时，王光美说，往事都已过去了，她不愿意再去触碰它，今天活得有意义是最重要的。
后记：2006年10月13日，王光美因病在北京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