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奥秘首页 > 历史故事 > 正文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有什么不同?

时间: 浏览量:
用手机看
用手机看
扫描到手机,内容随时看

扫一扫,用手机看文章

150年前的明治维新和120年前的戊戌变法常被拿来对比:为何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戊戌变法却失败了?

这是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很多人从各个角度提出过解释。不过,是否可以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明治维新的误解早已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埋下伏笔了呢?康梁等人认识到日本的崛起源于明治维新,却对明治维新的真正动因缺乏了解。那么,三十年后,在完全相异的主客观条件下,他们在模仿明治维新变法时所遭遇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

为验证这一观点,让我们先读梁启超的一首诗《去国行》,看看他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其次,分析梁的认识中存在哪些误区。再次,探讨被梁誉为“维新之首功”的吉田松阴的思想、行动和影响。最后讨论梁对明治维新的认识为何会出现偏差。

《去国行》的诞生及内容

1896年,大清国败给了蕞尔小国的日本,赔偿白银两万万两,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一时间,舆论哗然,士林震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公车上书,呼吁效法日本,变法图强。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新政诏书,以明治维新为蓝本的“戊戌变法”启动。9月21日,慈禧软禁光绪帝,搜捕维新党人,变法宣告失败。同日,梁逃入日本驻北京使馆,数日后化妆出城,逃往天津,旋即乘日舰,流亡日本。关于当时的心境,亡命途中所作《去国行》有云: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

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

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

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梁感叹道,国难当头,儒生们庸碌无能,只知随风附和。光绪帝和维新志士励精图治,怎奈妖后、奸佞当道,无力回天。君友蒙难,自己逃出生天,忍痛舍弃故国,东渡日本求援。

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

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

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

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

日本古称君子国,与中国“同文同种”。从地缘上来讲,两国面临沙俄这个共同敌人,唇亡齿寒,巢覆无完卵(可惜,他不知道李中堂两年前签了《中俄密约》)。梁决意效仿申包胥哭秦庭以纾国难,“大邦”日本一定会出手相助。

却读东史说东故,卅年前事将毋同。

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痈。

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

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从。

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

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

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

梁继而慨然怀古:当今的中国与三十年前的日本何其相似!幕府将军窃取大权,把持朝政,操纵天皇,作威作福。皇室受制于人,暗昧无知,形同附庸。唯萨摩、长州等藩志士,践锋刃、赴汤火,毅然倒幕。天下志士云集而响应,连战连捷,终于改天换日。日本国力蒸蒸日上,几凌驾于欧美。世人只知歌之乐之,却不知此乃百千志士的头颅换来。

吁嗟乎!

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

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

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

幕末志士的年龄多在30岁前后。有感于此,时年26岁的梁决意效仿他们,建功立业。梁的榜样首先是僧人月照和志士西乡隆盛。安政大狱时,月照和西乡在幕府的追捕中走投无路,投水自杀。月照死,西乡获救。西乡隐姓埋名,积蓄力量多年,后主导“萨长同盟”推翻幕府。如果做不成月照或西乡这样的行动家,那就做高山(彦九郎)、蒲生(君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荫(阴)这样的思想家,著书立说,培养弟子,相机再起,卷土重来。梁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未料到自己一走就是14年。等他返回天津时,大清没来得及“维新”就一命呜呼了。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有什么不同?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有什么不同?

梁启超对明治维新的认识误区

梁任公的诗文纵横捭阖、气势磅礴,笔锋常带情感,极具鼓动性。《去国行》是出色的文学作品和澎湃的内心告白。诗中对明治维新的描述极具时代特色,与其说它反映了史实,不如说反映了梁对明治维新的想象和对未来中国的期许。这一倾向,在他抵日后写给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更清楚地表现出来。

梁在信中说,中国局势与明治维新前夜的情形极为类似:光绪帝即天皇,慈禧太后即幕府将军;满族旗人即幕府官吏;保守派即“公武合体论者”,变法人士即“尊王讨幕论者”。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公武合体论”都不可能成功。不过,相较于日本,中国的维新事业更加困难,原因有三。(1)皇室与幕府有君臣之分,而慈禧与光绪却有母子之名。(2)天皇在京都,将军在江户,两无干涉,而光绪与慈禧同城而居,事事掣肘。(3)“萨(摩)长(州)土佐”诸藩坐拥兵权,而“敝邦之长门(即长州)”的“湖南”却在“政变数日……一切权柄悉归守旧之徒,无不可用矣”。(《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

慈禧与光绪

乍看之下,梁的这种比附似乎有些道理。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其中充满了先入为主的理解和似是而非的判断。

首先,皇室与幕府本无君臣之分。梁的这种认识或受到了“大政委任论”的影响。所谓“大政委任论”,是指将军受天皇委任统治国家的理论。事实上,这只是德川后期某些神道学者和尊王论者的发明。

德川家的天下是家康公和手下的武士打下来的。将军的霸权基于德川武士团的强大兵力和雄厚经济实力。江户时代,将军直辖400万石的领地(如加上旗本和亲藩的领地,则高达1000万石,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和“旗本八万骑”的武士团。而天皇无权无势,不能将国家授予谁。恰恰相反,天皇在德川时代备受优待,完全依仗将军的援助。

其次,梁认为将军和天皇两无相涉,但将军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不可能独立于将军存在。德川政府成立后不久,即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严格限制天皇(禁中)和公卿贵族(公家)的活动。天皇仅负责祭祀、颁历、改元和叙位任官等,其作用形同橡皮图章。未经幕府的允许,天皇无权颁发荣誉称号,甚至无法赠予生父尊号(如1627年“紫衣事件”和1791年的“尊号事件”)。

不过,因为天皇拥有古老的政治和宗教权威,德川中后期,幕府将“尊皇”与“敬幕”联系起来,以加强己方的权威。“敬幕”就是“尊皇”,“尊皇”就要“敬幕”。国学和神道研究随之兴盛。在对外危机严重的德川后期,天皇开始被塑造为日本民族主义的核心。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开始相信“大政委任论”。明治维新前夕,幕府也开始利用这一理论,以图重建权威。只不过他们主导的“大政奉还”弄巧成拙,反而加速了政权的瓦解。

第三,梁认为在“倒幕”运动中志士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就整个幕末政治变革来讲,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大大名”(拥有10万石以上领地的大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生父)、萨摩藩主岛津齐彬、越前藩主松平春岳、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和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这四人后来被称为“幕末四贤侯”)等“大大名”虽然拥有雄厚的实力和高贵的门第,对国家事务却无发言权。他们因此对幕政不满,力主改革。

幕末四贤侯(左起依次为岛津齐彬、松平春岳、山内容堂、伊达宗城)

“大大名”主张通过“公武合体”克服内外困境。所谓“公武合体”,是指将军(武)放弃独裁,与地方大名(武)以及京都朝廷(公)联合起来,重组国家政权。至明治维新前夕,“公武合体论”一直是幕末政治变革的主要方向,就连孝明天皇(明治天皇之父,1846-1867年在位)也赞同这种观点,而反对“尊王讨幕”。正因如此,孝明天皇招致讨幕派公卿和“尊王”志士的不满。他在35岁壮年突然去世时,也就产生了天皇遭倒幕派毒杀的传言。不过,幕府在内乱和外压之下一再错失良机,“公武合体论”的重镇萨摩藩1867年转向“倒幕”。次年,倒幕派发动政变,控制天皇(夺玉),宣布废除幕府。戊辰战争爆发。萨长联军以少胜多,击败幕府军。德川政府倒台,明治政府成立。

《去国行》在梁抵达东京10天后,刊登在国粹主义杂志《日本》上。在此前后,梁还给伊藤博文写了信,请求他救助光绪帝和维新志士。梁相信,诱之以利(联中抗俄),动之以情(同洲同文同种),晓之以理(尊王维新)足可以打动日本朝野,并唤起他们对中国维新大业的共鸣和热情。然而,事与愿违,日本政府不但未出手相助,反而在清政府的抗议下下了逐客令。日本舆论也批评康梁的主张“急激”、“不切实际”,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对此,梁曾致信品川弥二郎,以吉田松阴为例对此种观点进行反驳。品川出身长州,曾受教于松阴,维新后因功被授予子爵。梁在信中说,松阴先生讲过,“观望持重,今正义人比比皆然,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见血久矣,一见血丹赤喷出,然后事可为也。”梁赞同松阴提出的“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的变革方略,认为在“数千年之疲软浇薄”的中国,“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信末更附上一笔,“启超因景仰松阴、东行(高杉晋作,号东行)两先生,今更名吉田晋。”这就是梁日本化名的由来。(《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一册,第312页)。

梁推崇吉田松阴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梁认为松阴乃是日本维新之首功。这是因为,“吉田诸先辈造其因而明治诸元勋收其果。无因则无果,故吉田辈当为功首也……倾幕府,成维新,长门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阴之门人也。”(《自由书?成败》)。也就是说,长州藩志士主导了明治维新,而他们多是松阴的门生。松阴虽然被幕府处死,但他的思想被门生继承,并成为倒幕运动及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日本维新之业,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动力,必归诸他。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松阴文钞》)。

第二,松阴的“尊王攘夷论”深深地吸引着梁。松阴呼吁申张“君臣大义”,尊崇天皇,建立“一国一人、一君万民”的国家体制,抵抗外夷,捍卫独立。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讨灭”屈服“外夷”的幕府。这些内容与梁的主张一拍即合。当时的梁盼望“圣主”光绪帝复位,主持维新大业,以救亡图存。

第三,松阴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也感染着梁。松阴是敏锐、大胆、热烈的思想家,也是真挚、疯狂而奇异的行动派。他认为,思虑过甚会畏手畏脚,只有依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狂愚精神”才能打破窠臼,开辟出路。这种“急风骤雨”般的人格特质将一大批青年人吸引到他身旁,最终又与他们中的大半绝了交。安政大狱时,孤愤的松阴选择为理念和道路殉死。幕府根本没怀疑到他,他却主动坦白意图暗杀老中,在京都举行暴动,联络皇室敦促长州藩倒幕等计划。三个月后,松阴被处死,终年三十岁。

松阴是炸弹般的人物。他对幕府发动的“自杀性”攻击,激发了长州藩的志士们,所谓“一夫敢射百决拾”也。以松阴之死为契机,他的朋友木户孝允,门生高杉晋作、久坂玄瑞、伊藤博文等投身到“尊王攘夷”运动中,最终推翻了幕府。那么,如果松阴真是“新日本之创造者”的话,他的“尊王攘夷”构想在维新后得以实现了吗?

150年前的3月14日,15岁的睦仁发表《五条御誓文》。半年后,改元“明治”,睦仁即为明治天皇。当年投身“尊王攘夷”运动的志士们成了维新元勋。既然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他们要将“尊王攘夷”付诸实践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明治政府并未真正“尊王”。维新元勋们把持着政权,明治天皇一直未能“亲政”。基于“万机决于公论”的原则,日本颁布了宪法,开设国会。在“天皇主权”的名义下,确立了立宪君主制和民选议会制。松阴“一国一人,一君万民”的构想从未得到实现(只有二战时的日本,才接近于这一构想)。

“攘夷”更被抛诸脑后。明治政府不仅继承了幕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实行了更为彻底的“开国”政策。日本全面向“夷狄”学习,引进技术,兴办教育,开放舆论,启发民智,推行信教自由。

“尊王攘夷”仅是为扳倒幕府提出的口号。目标实现后,口号也就随之消失了。

维新认识为何出现偏差?

梁是个出色的报人,虽然喜欢夸大其辞,但并非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蹩脚史学家。他对明治维新的理解,一方面来自他的主观“移情”,另一方面则源于明治政府炮制的“萨长史观”。

萨摩和长州作为明治维新的最大赢家,几乎垄断了政军两界所有的高级官职,形成“藩阀”。乔治?奥威尔有句话讲得对: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将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藩阀”控制着明治政府,也就控制了明治维新的解释权。在他们自吹自擂的故事里,萨长是开明的、正义的,幕府是守旧的,反动的。萨长是“尊王”的、“攘夷”的,幕府则是弄权营私,卖国通敌的。萨长的志士们胸怀天下,见识卓越。幕臣们则抱残守缺,鼠目寸光。其实,幕府不见得守旧,萨长也不见得“尊王”。不过,当时的梁无法认识这一点。

梁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存在种种偏差。但在最关键一点上,他却是对的:萨摩、长州、土佐诸藩拥有兵权,而中国各省的督抚实为中央之家丁,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公然反抗朝廷,还要等到两年后的“东南互保”之时。

明清中国以皇帝独裁、中央集权、郡县制度和文官政治为特征。德川日本则以将军集权、大名分权、封建割据和兵农分离为特征。德川政权建立在将军对大名的相对优势之上。尽管幕末志士主导的串联,说服,少数人之间的谈判,论争与秘密结盟,对对手的威胁,暗杀,和小规模的冲突此起彼伏,但只有拥有制衡将军力量的“大大名”决定改变时,才能打破局面。坂本龙马说过,“较之我一人引五、七百人为天下而行动,莫如搬请二十四万石之大名(指土佐藩主),使其为天下国家而行动更佳”。龙马将土佐藩作为后盾,土佐藩则将其视为棋子。

政治是由人数的多寡决定的,历史也是如此。数百人不足以改变历史进程,只有当数以百万的力量参与进来时,才能推动时代的车轮。明治维新发生十年前,幕府和“大大名”之间围绕“攘夷”和“十四代将军候选人”问题爆发的一系列政争,标志了德川政体开始瓦解。

明治一代人以特定主客观条件,历经种种挫折和演变,终于粗具近代国家的规模。康梁等人则一厢情愿地认为,中日两国文化与社会相似,依仗皇帝的支持,比着葫芦画瓢,一经变法必可使中国脱胎换骨。但是,因不具备明治维新的历史基础,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免责声明: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转载或引用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部分源自互联网,无法核实真实出处,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谢谢!

编辑:镜花水月
关键词: 戊戌变法